潘金莲如何让西门庆成为其掌中玩

http://happy.tom.com　 2007年04月23日 10时49分　TOM 笑话论坛

潘金莲可以说是古今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淫妇”。有人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所谓“淫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

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一、偷情；二、“霸拦汉子”。

潘金莲的偷情可分三个阶段来看：

一，

在当武大老婆时，除了一度与张大户继续来往外，主要写了她追求武松和与西门庆的关系。偷情的主要原由：她当上武大的老婆后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攀配：“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于是只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晴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要同云雨会风流”。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

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她勾搭西门庆的三部曲：

1、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

2、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

3、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

她爱西门什么？除了外表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之外，主要还是西门的性格。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她又是个能为自己的命运奋斗而有胆有智有勇的人。当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慌得只知道“仆入床下去躲”，她却提醒他闲常时“卖弄杀好拳棒”，叫他不要当“纸老虎”，一时间使西门庆也感到不及她有“智量”，后来也觉得自己“枉自做个男汉”。而潘金莲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第二回）她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其胆其智，事实上已不亚于男性。可是，她为了与情夫“长远做夫妻，谐老同欢”，却采取了一种残忍而非法的手段，毒死了亲夫，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我的“快活”（第五回）。在这里，可以看到她的炽烈情欲所催发的主体意识在觉醒，有令人同情与令人佩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让她一辈子守着一个不爱的丈夫以保持其忠贞的名节，扼杀其人性；但她最后并不能恰当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将其情欲可怕地扭曲，恶性地膨胀，以杀夫的手段来达到改嫁的目的，终于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在这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尖锐冲突。潘金莲就是这一冲突下的牺牲品。

二、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

偷情的主要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

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欲火难禁一丈高”，写信给丈夫表示“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结果却被负情人臭骂了一顿。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

古往今来，男女的“偷情”本不能以封建的道德来一概而论，从先秦《诗经》至明代《山歌》中的酬唱，从崔莺莺到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那种建立在真情与挚爱基础上的“偷情”，从来被认为是千古佳话、人间美事。而潘金莲偷琴童，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它虽然表现了潘金莲的反抗性，但在这里看不到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偷的只是“性”，而无半点“情”，她的主体意识反而显得模糊了。至于陈经济与她，尽管一开始他们就相互吸引，但还没有突破界限。第十八回陈经济初遇潘金莲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后来，虽然他们一有机会就嘲戏调笑，偷偷地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有一、二次“把小丈母便揪住了亲嘴”，乃至匆匆忙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第五十三回），感情在不断深化，但主要还是两人间暗暗调情。直到西门庆死，潘金莲才主动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说道：“我儿，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罢！”再次做出了“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八十回）的勾当。

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偷情”？这有点像《雷雨》中繁漪与周萍的关系。当然两者还是不同的，《金瓶梅》中是小妾与女婿，《雷雨》中是后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假如从现在的伦理关系来看，娶小妾本来就是不人道的，这种“乱伦”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原谅；而且，陈经济不像周萍那样叛逃，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的陈经济确实并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聚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现在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偷情是“清美”的，说“陈经济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民主性的人物形象”。这我觉得也有点过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的爱情基础究竟是什么？不明确。如何对待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假如我们现在不承认小妾与女婿之间的偷情是乱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娶金莲与葬父亲两者的轻重缓急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当时的作者是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完全肯定呢？社会的关系毕竟不是只有爱情的关系，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所以，在这里不以简单化。

三、她被赶出西门家在王婆家待嫁时，“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这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

根据以上分析，从潘金莲的几次“偷情”的动因看来，

1、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

2、不排除在异性浪子如西门庆、陈经济等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

3、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于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当时主流的社会规范不承认、不允许这种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本身并不健全的主体意识就被压抑，被扭曲，且最终引向了绝路。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

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欲”的问题。如孙雪娥说她“怎的霸拦汉子”：“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

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有个“气”的问题。她地位低，受压抑，要抗争，“霸拦汉子”是她争取自己权利和地位的主要手段。

1、第五妾的地位。在当时中国封建妻妾制的社会里，妻与妾的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这在《大明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妻妾不平等表现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

2、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

3、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

4、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种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且看第八回，西门庆自从聚了孟玉楼，燕尔新婚，如胶似漆，早把潘金莲打靠后了。潘金莲在家望眼欲穿，心烦意乱，“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托玳安带信，请王婆帮忙，终于将西门庆请来。西门庆一进门，就责问他“怜新弃旧”变了心，“怎的把奴丢了一向？”逼着他起誓赌咒表示不负情，乃至一把将西门庆头上的“帽儿撮下来，望地上只一丢”，又夺了他头上孟玉楼送的簪，扯烂了“妙人”送的扇，着实将西门庆“奚落”了一番，真是咄咄逼人，把西门庆镇住了。接着就来软的一套，摆上酒肴，“与西门庆上寿”，又从箱中取出许多亲自“与西门庆做下上寿的物事”，最后是一根并蒂莲瓣簪儿，上面镌有一首诗：“奴有并蒂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这使“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妇人紧接着斟酒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扬，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这一连串的有力进攻，使西门庆乖乖地“就在妇人家歇了”。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才能。

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抢白、西门庆的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甚至西门庆最后实际上也成了她的玩物。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门庆已经到了疲惫不堪之时，潘金莲为了个人的“畅美”，还不轻易放过他。直至西门庆死到临头，潘金莲“还骑在他上边”，使他“死而复苏者数次”（第七十九回）。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的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的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就难怪她得到了五四以后的一些人们的同情，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到80年代魏明伦的《潘金莲》，乃至后来拍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也带有一丝的同情。但在她那个社会里，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而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

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这说明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其整体上处于朦胧状态相对称，其力量还是十分微弱的。

正因为其意识上的朦胧性与力量上的微弱性，故其个人奋斗的结果往往是以悲剧告终。潘金莲的真正悲剧并不是被逐出家门，而是由于个人与社会冲突中的力量悬殊，而使潘金莲的主体意识萌发、膨胀时，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她为了与情人“长做夫妻”而最后去毒死了丈夫，触犯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法律。后在西门庆家里，“颠寒作热，听篱察壁”，时时挑起事端，搞得家反宅乱，最后又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又隐隐用致武大以死命的同样的手法——使西门庆“吃药”再“骑在身上”，将又一个丈夫送上了西天。潘金莲的这些所作所为，假如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无疑会使人觉得她的情欲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对丈夫、家庭与社会带来了危害。这正是笑笑生所担心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第一回），“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第四回）。正是在这里，小说用潘金莲这个生动的形象，提示了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观冲突的历史悲剧。最后，作家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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